甘肃作家唐达天曾以《绝路》、《残局》、《后台》等官场三部曲称雄文坛，成为文化市场的骄子。可贵的是，势头正健的他并没有被市场化写作冲昏头脑，而是闭关却扫，塞门不仕，追寻原乡之梦，写出了一部震撼人心的新作《沙尘暴》。这部长篇小说继承路遥《平凡的世界》之余韵，体大思精，展现中国农村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图景；壮怀激烈，歌颂中国农民奋发图强生生不已的民族精神。克绍箕裘，继往开来，将1990年代以来趋于低迷的乡土小说推向新的高峰，是近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难得一见的振聋发聩之力作。就甘肃整体创作而言，唐达天的《沙尘暴》一扫甘肃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风俗画写作之弊端，拔新领异，提炼顽强拼搏、乐观向上的西部精神；激情洋溢，抒写西部农民艰苦卓绝、慷慨壮丽的人生画卷。堪称西部农民的生活史，西部精神的正气歌，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长期以来，西部文学处于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相互背离的状态，能够承载西部文学审美内涵、满足读者与评论界期待的优秀作品寥寥无几。《沙尘暴》的横空出世，使近年来悬而未决面目可疑的西部文学落在实处，堪称西部文学的扛鼎之作。

这部长篇对当代文学，尤其是乡土小说和西部文学的写作成规、创作模式的突破，如同一个参照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视野。经由这个具体的文本，正好可以反省当代乡土小说与西部文学发展中暴露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尚古慕古，停留于对原始生命力和淳朴道德风尚的追怀与歌颂，不能从现代性转化的高度建构新一代农民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为当代生活经验提供薪尽火传、蓬勃向上的精神资源。二、以呈现人性的复杂性、阴暗面与本能欲望为衡量艺术形象真实性的主要标准，使人物形象趋于猥琐、下流、阴险、恶毒，未能塑造出堪称民族脊梁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农民形象。三、零度写作泛滥，导致情感冻结、诗意沉沦，失去感人肺腑的美感力量和昂扬乐观的理想主义信念。四、民俗化写作模式把民俗风情变成文化炫奇，不能深入文化底蕴，实现民俗事象与文化精神的统一。

   本文主要从几个方面探讨《沙尘暴》对以上种种写作成规的扬弃：其一，重释西部精神，赞美西部人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宽容豁达、乐天知命等传统美德，更大力张扬同舟共济、团结协作、锐意创新的时代精神；其二，塑造民族脊梁式的农民形象，探索农民向现代性转化之路；其三，激情写作超越零度写作，重振情感冲击力与理想主义精神。其四，地域色彩、风俗描写渗透文化精神，追求深厚的文化底蕴。此外，多层面思考开拓多重意蕴空间，也是《沙尘暴》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下面，将分别探讨《沙尘暴》的这些艺术特征。

一、薪尽火传的西部精神

西部精神是什么？自1980年代西部文学被《当代文艺思潮》正式推上文坛，人们就不断框定西部文学和西部精神的边界。西部独特的地域条件、历史传承和经济发展状况，使西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与其他地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基于独特的生存环境，西部人养成独特的思维方式、精神品质和人格特征，构成西部精神的民间基础。然而，当我们言说西部精神的时候，西部精神就不再是民间碎片式的自然存在，它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化的观念存在。作为言语的西部精神并不是一个涵盖西部的同质化概念，它从来都是一个在不断言说中成长、发展、变化、丰富的词语，不存在一个坚固凝定的内涵。与此相应，以西部地域文化特征为基础、以西部精神为核心的西部文学也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概念，而是在想象、虚构和叙述中建构起来的思想篱笆，一个镜像世界。西部文学试图借助言语的力量，确立自己与众不同的形象，从而在群雄并起的文坛争得一席之地。或许可以这样说，西部文学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形象工程。当然，这个建构在想象中的概念，有利于激发西部作家的自我认同感，提高自信心，引导他们深入西部生存现实，发现和建构西部人个性张扬的精神世界。

新时期以来，西部文学对西部精神的言说主要表现为三种倾向：原始主义倾向、道德主义倾向与苦难写作倾向。所谓原始主义倾向，指简单认同性欲、暴力等人类的原始动物性本能，钦慕并赞美质朴、粗犷、豪爽、尚勇、阳刚等游牧民族所崇尚的精神品格。生活在高科技与知识经济时代的人们，被物质与消费刺激了欲望，又失去了人类童年时期直接对抗自然的生命强力，因此借助文学想象发思古之幽情。从张贤亮到红柯，大致都是这个走向。道德主义倾向，则在乡村生活中着力发掘淳朴善良、乐天知命、宽宏大量、温柔谦和、无私奉献等民族优秀道德品质。这些优秀品质大都从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衍化而来，在工业社会、商品经济时代、城市生活中濒临灭绝，因此成为文学作品歌咏赞美、深情缅怀的对象。从路遥到陈忠实，大致可以代表这条道路。苦难写作可以通过人生苦难展开生命体验、社会批评与哲理思考等多个纬度，等而下之者却既不能展开尖锐的社会批判，又不能深入生命意识、存在意识等哲理性层面，而演变为“以西卖西，以穷卖穷”，渲染苦难，甚至炫示苦难，一味展示西部的贫穷落后和压抑扭曲的心灵。由于对性欲、鬼神等本能冲动、原始信仰、原始思维的大力渲染，又往往回归原始主义倾向。从张贤亮到雪漠，大致是这个走向。这三种走向常常交错重合，杂糅在一起。实际上，追怀过去、返朴归真原是人性的一种基本情感和特征，自人类能够自我反省时起，就时时流露出尚古的情绪倾向。儒家“复三代之盛”，道家“小国寡民”，均为慕古情感的理论化。以原始、以传统为价值评判的准绳和理想，表现了文明进程中人类可贵的自省意识、批判精神。

但是，面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发展趋势，承载着悠久传统的中国农民、中国西部农民究竟应当如何调适自我，才能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而不是沦落为现代化中国最后的贫民？换句话说，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农民如何建构自我，完成现代性的转化，这才是乡土小说应当着力探索的核心主题。就西部文学而言，所谓西部精神的建构，更应当注重传统的转化、现代观念的融入，而不是停留于对原始生命力和淳朴道德风尚的追慕与歌颂。尊重历史、慎终追远是中国文化传统，面向未来、开拓进取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底色。

正是在这一点上，《沙尘暴》突破了传统模式，完成了一次新的飞跃。《沙尘暴》是一部描述民勤人民战天斗地奋斗史的宏篇巨著。民勤是中国四大沙尘暴的发源地之一，地处沙漠边缘，曾经因为“人进沙退”而名扬世界，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正是在这块生存维艰的土地上，在与自然的顽强抗争中，民勤人民养成了善良勤劳、坚韧顽强的传统美德，以及博大宽容、积极向上的人格精神。唐达天从父辈们的身上提炼并升华了这种不屈不挠、蓬勃向上的精神。它是西部精神，也是人类创造历史、使社会向前发展的原动力，是时代、是人类迫切呼唤的精神资源。

《沙尘暴》写了两代农民几十年的奋斗史，其间穿插两个农民之间的恩怨情仇。两代农民经历了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巨变，他们的思想性格、生活方式也截然不同。但《沙尘暴》所瞩目的，是西部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这种西部精神的传承，首先表现为两代农民优秀品质的继承与发展，其次则表现为两个农民之间邪不压正的矛盾纠葛。以红沙窝村支书老奎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从1950年代开始治沙造林，一搞就是几十年。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西部农民坚忍不拔、吃苦耐劳、豁达乐观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毛泽东时代具体化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豪情壮志。尽管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上，打平伙吃一顿羊肉就让他们像过年一样喜庆；但在繁重的劳动中他们你追我赶，干劲冲天。他们中，有累死在治沙大战中的于秀娥，有爱社如家的好羊倌胡老大，更有身先士卒勇挑重担的村支书老奎。喊着人退沙进，人进沙退的口号，他们硬是在黑风口上造起一片黑压压的防护林带。新一代农民以天旺、石头、富生、开顺、锁阳等为代表。他们中有走出农村、回报乡里的领导干部开顺、富生，还有带领农民走产业化道路、用科技改造农村生活方式的新一代村支书石头，更有创办农副产品深加工厂、拉动一方经济的乡镇企业家天旺。他们是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继承了父辈的优秀品质，又为传统精神增添了新的活力。那就是：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团结奋斗。石头聪明能干，既有科学文化知识，又有社交能力。担任村支书之后实施的几项改革改变了村人的生活：搞工程队，办合作社，两条战线两不误。上下沟通争取资金，为村里修成沼气灶工程和节水灌溉工程。尽管在开垦荒地时决策失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但作为新一代村支书，石头无疑是称职的，顺应潮流的，他的锐意创新使老奎自愧不如。另一位村里的带头人是天旺，也是具备科学知识和开阔视野的年轻人。与《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一样，他曾经逃离农村四处漂泊，变成了远离农村的旁观者。然而在流浪途中，他始终没有忘记寻找改变农村面貌的可行途径，并且“在路上”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学成技术之后，他义无返顾地回归家乡，办起村里第一个食品加工厂，推动农村经济向产业化发展。应当说，天旺的走出去又走回来，比之孙少平是一个大进步。石头、天旺等年轻人的所作所为，充分表现了新一代农民的开拓创新精神，这是一种面向未来迎接挑战的时代精神。难能可贵的是，在推动农村改革的行动中，他们继续发扬老一辈团结奋斗的精神，相互协作，相互扶持，共建和谐美好的新农村。而老奎则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对新一代的改革给予无私帮助。他不仅向石头主动请缨，挨门逐户地说服群众；还捐弃前嫌，让儿子挽救天旺的工厂。正是这位老支书的宽阔胸怀，护持着新一代别开生面再创辉煌。可以说，老奎是彰显精神传承意味的形象化载体。

两代农民的奋斗史，是面对不同时代、不同要求递交的两份不同的答卷，贯穿其中的是薪尽火传的西部精神。这精神从老奎传给石头，传给天旺，保留了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宽容豁达、乐天知命等传统美德，更大力张扬了同舟共济、团结协作、锐意创新的时代精神。红沙窝村的农民之所以能够祖祖辈辈坚守在风沙第一线上，在极度艰难的生存环境下乐观地生活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有这种积极向上、与时俱进、永不言败的精神在支撑着他们。他们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一部大写的历史——人民的历史。因此，《沙尘暴》所张扬的，是西部精神，更是民族精神，同时也是全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

另外，《沙尘暴》还通过老奎与杨二宝几十年的恩怨情仇，展现了正气压倒邪气的西部精神的胜利。老奎大公无私，胸怀坦荡，一身正气无愧天地鬼神，因此可以坦然面对杨二宝的误解和仇视，最终以宽容之心感化杨二宝。而杨二宝损人利己，以邻为壑，走歪门邪道，发不义之财，最终落得债台高筑，一无所有。其间的价值判断泾渭分明，判若鸿沟。邪不压正，正气长存，这是唐达天对西部精神、对人类道德精神的坚定信念。

二、民族脊梁式的农民形象

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在历史反思、现实批判、文化批判、家园守望等方面同时出击，构成乡土小说的主题性想象系统，形成一个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良性文学生态系统，足以展现当代乡土小说深厚宽广的多层面人文关怀。应当说，这些作品中不乏民族脊梁式的形象，比如《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和白嘉轩。他们傲立于波谲云诡的历史烟云，显示了儒家文化作为民族精神底蕴的强大生命力。但是，建国后，中国民众接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毛泽东思想以政治灌输的方式影响民众，把一种现代思想体系植入民间。人定胜天的自然观、大公无私的道德观、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曾经鼓舞一代人筚路蓝缕，坚苦创业，并作为一种精神遗产，留在历史前行的脚印里。尽管毛泽东思想不可能剜除、取消或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但它对传统文化的覆盖、变易、濡染、化合是勿庸置疑的，它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当时间进入1980年代，又进入19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全面展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被扬弃的毛泽东思想，还能应对时代新浪潮的冲击吗？这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化难题，对此，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表现当下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题材乡土小说，或在故事情节的演进中揭露社会问题，或在人际关系的变化重组中透视改革带来的精神冲击，或以漫画化、欲望化描写手法展现民族劣根性，均未能塑造出一个继往开来、具有丰富精神内涵和高度人格魅力的民族脊梁式的艺术形象。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沙尘暴》以一个民族脊梁式的农民形象，回答了这个问题。应当说，《沙尘暴》塑造了一个由胡老大、于秀娥、天旺、石头、开顺等人组成的先进人物群像，这些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默默担负起历史重任，都称得上民族脊梁式的人物。但就人物本身的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而言，我认为老骥伏枥、烈士暮年的老奎才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式的农民形象。之所以如此认定，是因为从毛泽东时代的带头人，到改革时代的坚强后盾，在中国几十年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老奎始终是风云变幻中一棵不老松，是潮起潮落中一枚定海神针，是西部精神传承的关键环节，是农民完成现代性转化的中心枢纽。他以正大光明、坦荡无私的胸怀，以建设家园的责任感和关怀大众的忧患意识，担起带领村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也就肩负起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历史重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因为有老奎这些在底层默默无言夯实基础的人物，才充满希望。而且，老奎也是全书塑造最成功、艺术性最高的人物形象。他的高风亮节、伟大人格与普通西部农民质朴真实的心灵世界融合在一起，没有丝毫人为拔高、主观化的痕迹，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典型化的艺术形象。所以，老奎这个人物，是唐达天奉献给文坛的一个民族脊梁式的农民形象。这个形象，代表《沙尘暴》杰出的艺术成就，是对当代小说写作成规的一个超越。

什么样的人物才堪称民族的脊梁？换句话说，民族的脊梁应当具备怎样的品行操守？鲁迅先生说过：“中国自古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民族的脊梁。”民族脊梁，不在于封建统治阶级所谓南面为王、裂土分茅、封侯拜相等丰功伟绩、千秋大业，而在于一个人拥有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高尚德行，并因而做出巨大贡献。其高山景行，足以为万世师表，民族楷模。所以，民族的脊梁，首先须具备对民族、对人民、对国家负责的责任感、使命感，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其次，他还应当是一个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高风亮节、勇于奉献的正人君子。自古至今，从封建时代到毛泽东时代，名垂青史、被称为民族脊梁的优秀人物，大抵都具备这样的精神品质。

老奎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村支书，管辖着西部一个小小的村落，并非达官显贵，政界要人，主宰不了国家大事，民族大业。但是他的身上，恰恰表现出庄严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身在草野，胸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他而言，这并不是唱高调，耍花枪，而是实实在在流淌在血液里的价值追求、生命意义。这种精神境界，是受党教育多年的结果，也未尝不是民族优秀精神价值、高尚道德品质的传承。他的正直坦荡、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继承了毛泽东时代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道德准则，也隐现着善良敦厚、仁者爱人、恕己量人等传统文化的民间教养。

作为红沙窝村三十年的带头人，老奎无愧于村民，无愧于党，无愧于天地良心。他的心中始终装着红沙窝村的未来，充满建设家园、建设祖国的决心和勇气。年轻的时候，他响应党的号召，带领大家治沙造林，兴修水库，在风沙线上在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下台后，他胸无芥蒂，不求回报，依然如故地关注村里的改革。多年干部生涯使他具备一般农民所欠缺的眼界与胸怀，尽管不理解市场经济形势下某些新的社会现象，但他绝无固步自封、保守落后之嫌。他支持新支书石头的各项新举措，如开荒、安装沼气灶、搞节水灌溉工程等。还帮助天旺恢复生产，笃行植树造林的百年大计，推进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他的一生是奉献和牺牲的一生：为保卫祖国他献出长子，还毅然拒绝国家给予任何照顾或补偿；为工作他得罪了杨二宝，使女儿含冤受屈意外丧生；为保护扎根未稳的小树苗，他死在沙尘暴中，定格为风沙线上西部精神的一个象征。

可贵的是，老奎的高尚情操并不给人虚假拔高的感觉。相反，他是如此真实，就像我们常常见到的西部农民一样，就像我们心中普通的农民父亲一样。这些年来，小说不再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让人过目不忘的艺术形象基本绝迹，《沙尘暴》却集中笔力塑造人物形象。作者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生动的细节刻画，尤其注重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精神风貌。在老奎这个艺术形象中，作者显然寄托了对农民父亲深厚的爱戴之情。因而体察入微，下笔如神，把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村支书－农民父亲的形象塑造得真实感人，栩栩如生。

老奎形象的真实性，最重要是因为作者既没有把人物的心灵世界简单化，也没有欲望化。新时期以来，呈现人性的复杂和阴暗变成了衡量艺术形象真实性的主要标准，本能欲望的描写也就成为展现人性真实面的重要手段。伴随而来的，是人物形象变得猥琐、下流、阴险、恶毒。能够代表民族伟大生命力、健康心灵的人物寥寥无几。唐达天塑造的老奎却拥有丰富而美好的心灵，普通人的世俗情感、性格弱点与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仁者的光风霁月融合无间，造就了人物心灵世界的深度美。这种心灵世界的深度美尤其鲜明地表现在与杨二宝的矛盾纠葛中。小说精心设计了前后呼应的场景，如同聚焦镜头一样集中展现老奎复杂难言的心理活动：马踏泉边与杨二宝的两次相遇，送儿子上学的马车/儿子的轿车与杨二宝轿车的两次相遇。老奎的坦荡与硬气、倔强与自责、仇恨与宽恕、不平与满足，在颠倒变幻的世事中展露无疑。正因为有仇，有恨，有报复心，老奎后来的宽恕、原谅与帮助才显得真实可信，其人格也更显高大伟岸。另一个充分展现老奎心灵的事件，是女儿的死。基于乡村生活人言可畏的传统，老奎毒打女儿，导致叶叶出走，在沙尘暴中迷路丧生。无限悔恨的老奎斩断手指惩罚自己，把父亲的霸道与悔恨、刚烈与柔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老奎心灵的深度美，还表现在党性原则与传统观念、与独立思考的辩证统一中。一方面，老奎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尽管对分田到户有抵触情绪，落实起来还是不折不扣。另一方面，他对政策失误、对新时代新政策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困惑，比如奖励万元户、开荒种地、金钱价值观等等。而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传统的光宗耀祖观念和西部汉子的大男子主义，则使他的形象格外真实。这个人，对党赤胆忠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同时，他也是西部常见的铁骨铮铮，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硬汉，鲠直、粗暴、死要面子活受罪。

概言之，老奎这个形象整合了传统美德、西部精神与革命情操，不愧为民族的脊梁。同时，他又充分展现了一个西部汉子的真性情、真心灵，是一个有血有肉、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当然，除了老奎，《沙尘暴》其他人物的刻画也都很精彩。杨二宝、胡老大，胡六儿、田大脚、新疆三爷、三奶，包括哑女等人，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就连县长李得胜、银杏、队长保得、大儿子开德等人，也都能做到寥寥几笔而活灵活现。这自然得益于作家对生活的熟悉和对人物的热爱。

三、激情写作的诗性力量

激情写作是与零度写作相对的写作方式。零度写作源于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表现了法国人高歌猛进的艺术创新精神，与新小说派同声相应，是后现代理论支撑下的叙事哲学。在罗兰·巴特看来，零度写作是一种文学言语方式，可以借此摆脱历史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与现代神话在人们心理中投下的迷恋与迷思。他说：“零度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直陈式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非语式的写作；或者准确地讲，新闻体裁一般并不产生表示愿望的形式或表示命令的形式（也就是说感人的形式），那么完全可以说这是一种记者的写作。”这是一种纯洁的写作，它找到了古典艺术的最首要的条件：工具性。它没有风格，没有主观色彩，是一种透明的言语，开端于加缪的《局外人》。“在这种方式中，一种言语活动的社会特征或神话特征为了形式的一种中性状态或无活力状态而自我消除；这样一来，思想便保持着它的全部的责任性，而无需在不属于它的历史中为自己加上形式的一种附属义务。”但是，对于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写作，罗兰·巴特本人也疑虑重重。在一番天花乱坠的展望后，他说：“不幸的是，没有什么比一种白色写作更不忠实的了；规律性就产生于首先有自由的地方，由变得明显的形式构成的网系越来越紧抱话语的最初的清新状态，一种写作因取代一种无限的言语活动而复生。作家由于进入古典派作家之列而成为其原始创作的追随者，社会则使其写作变成一种方式并使其重新成为自己形式神话的俘虏。”显然，罗兰·巴特对于文学言语活动的这种摆脱性努力是持怀疑态度的。然而，零度写作这一富有冲击力和创新性的概念，却伴随着新写实派、黑色幽默等后现代艺术在中国的影响扩大而泛滥开来，变成了中国式的先锋探索，并进一步庸俗化、欲望化为新写实小说标志性的话语方式。

作为对意识形态化写作的反拨，零度写作的确有革命意义。自建国以后，至1980年代初期，文学以政治功利性为旨归，要求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必须在作品中占绝对控制权，因而政治主题的明晰表达成为几十年来文学艺术的共同追求。零度写作针对这种话语霸权，试图通过控制情感流露和主观倾向，以一种极度冷漠的客观化叙述态度敞开阐释空间。然而矫枉过正，零度写作蔓延开来，变成新的意识形态化写作。零度写作回避激情，避免主观介入，放弃价值判断，实际上恰恰反映了商品经济时代普遍的世界观危机。即：在金钱拜物教、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观念的支配下，人变得情感空虚，价值悬置，主体性思维萎缩。零度写作的主题意蕴更多的是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与无奈，令人沮丧消沉，失去对生活、对人类、对未来的憧憬与信念。一个民族的文学镜像如果不能提供正面的价值支援，没有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撑，只有消极的甚至负面的事象描摹，那不仅意味着文学的堕落，还意味着这个民族已经出现严重的精神病症状，急需文化自救。

因此，今天的文坛，迫切需要一种充满激情、充满主体精神冲击力、焕发理想主义光辉的写作来冲决零度写作的迷障，一扫个人写作、身体写作的阴郁之气。我们呼唤一种新文风新文体，它应该是健康、率真、沁人心脾的，充满丰富热烈的情感内容与积极向上的价值导向，充满善心、爱意与祝福感，如春阳暖照、清风入怀般感染人、打动人，给人以道德支持、生命感悟和精神力量。或许有人说，这是对传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回归，但如果说它是一种回归，那也是经过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历练之后的回归，因而必定是一种扬弃，必定是开放性的，不断成长的，生机勃勃的，充满希望的。这就是我所谓的激情写作，它朴实而亲切，充满强大的道德诗意和美感力量，拥有我们这个时代奇缺的精神感染力。自路遥之后，激情写作几成绝响，而《沙尘暴》让我重温这种叙述态度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令我倍感欣慰。

《沙尘暴》的激情写作表现为：首先，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老奎与天旺），肯定并歌颂一种拼搏奋进、勇于奉献、蓬勃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打造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这一点前面已有详论，不再赘述。其次，叙述描写饱含感情，不故作高深，不作秀扮酷，不放弃主体介入的机会，该议论就议论，该评判就评判，该抒情就抒情。一般而言，《沙尘暴》的议论评说都是夹杂在心理、对话与动作描写之中，适可而止。唐达天尤其善于把握情节发展的高潮，集中笔墨大力抒情，发起感天动地的情感攻势。《沙尘暴》有几节非常精彩的抒情高潮，比如：叶叶之死，老奎、六叔之死，叶叶与兴旺树林约会，银杏与天旺雪地话别等等。每一次抒情，均切入人物内心世界，展现不同的情感波澜，营造不同的情感氛围，渲染不同的情感色调：或悲凉，或壮烈；或温馨，或感伤；或婉约，或激昂。这些色彩浓烈的抒情片断，有助于形成长篇小说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叙述节奏，和大起大落、大开大阖的叙述结构。

同时，唐达天善于揣摩人物心理活动，往往通过展现人物在矛盾冲突时激烈的心理交锋，使彼此不同的思想境界充分暴露，高低上下判若云泥。这样，既避免了叙述主体的硬性介入，又能恰如其分地剖析人物心灵，使其美丑自现。比如：老奎与杨二宝在马踏泉边两次相遇是小说精心安排的特写镜头。第一次话不投机，误会加深。老奎的耿直、倔强、真诚，杨二宝的委屈、仇恨和狭隘，在激烈的心理交战中展露无遗，最终使二人分道扬镳，按着各自的人生轨迹走了下去。第二次相遇是二十年多后。杨二宝发财致富，风光无限，转眼又跌落尘埃，债务缠身；老奎失去了一对儿女，但发挥余热造福乡里，加上开顺仕途平坦，因而依然是村里受人尊重的长者。二人短短几句交谈，却渗透了岁月流逝中无限的人生感喟。老奎不计前嫌的高尚人格最终感化了杨二宝，使他向老奎真诚道歉；而杨二宝载满悔恨与凄怆的眼睛，则使老奎的眼里也盛满泪水。老奎以宽宏大度的人生态度完善了内心的和谐，杨二宝也因知错悔过完成了人格的最后升华。两位老人的和解，再次奏响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正气歌。

激情写作，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立场，更是一种信念，一种人生观、世界观。它是介入生活积极进取的，是热情洋溢感染心灵的，是爱人以德陶冶情操的，是摧枯拉朽激浊扬清的。当金钱变成全社会最高意识形态的时候，人文知识分子不应回避自己的责任，因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建设仰仗知识分子的贡献。我们期待着更多像《沙尘暴》一样的作品，用激情写作扫除人们心灵中空虚冷漠的阴霾，恢复久违的激情、温暖、理想与信心。

四、民俗风情中的文化底蕴

最后，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沙尘暴》浓郁的地方色彩。如同一般乡土小说一样，《沙尘暴》着力打造风情浓郁的地域特色。苍茫奇丽的沙漠景象，变幻莫测的沙漠气候；独特的生活习惯，独特的风情民俗；朴实有力、明白晓畅，而又不失方言表现力的语言。这些因素糅合在一起，形成小说鲜明的地域色彩。更重要的是，《沙尘暴》的地域文化描写突破乡土小说和西部文学常见的风俗化写作模式，将民情风俗、地域色彩融合在情节发展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并使之指向事象背后的文化底蕴，达到民俗事象与文化精神的统一。

自西部文学成为西部作家和评论家确立身份的标签之后，西部文学就呈现出一种过分追求地域特色的民俗化倾向。同时，这也是当代乡土小说普遍存在的一种不良倾向。西部/乡土作家往往固守乡土小说的审美惰性，满足于民俗风情的诉说，边地风光的描绘，却往往忽视对风俗民情、事象描写背后的文化精神进行深度揭示。任何一种由独特的地域环境、历史传承所孕育的地域文化，其文化整体的核心部分是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文化。精神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这些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具有神圣感召力，作为世代相传的传统，是一个社会群体从过去传衍至今的精神连接链，因此构成文化整体的核心部分。如果说民情风俗、地域文化是乡土小说、西部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这种地域文化的追求也必须以精神文化为核心内涵，这一点恰恰被很多作家忽视或忘记。其结果是：乡土小说充斥着民风民俗的表层化的事象描写，见形不见神，不能做到形神兼备。有时，民俗风情又被变成外来的、拼接的、补丁似的叙述强加，使地域文化特征堕落为附加的、游离于叙事发展之外的星星点缀，仿佛某种民俗学描述，不能深入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底蕴。更有甚者，有些作家为了迎合文化中心主义者给自己派定的边地角色，从历史陈迹之中发掘早已被西部人民淘汰的民情风俗，甚至不惜编造伪民俗，把疏离生活、失去生命力的人类学知识和民俗想象强加于乡土小说，以求取得所谓风俗画效果。这些片面追求民俗化、追求地域特色的不良倾向，不仅不能增加作品的文化韵味，还削弱了乡土小说的时代气息，使之远离新农村建设的历史现实。而且，由于民情风俗、地域文化泛滥成灾，已经不再容易激起新鲜奇异的感觉，读者的好奇心被重复性的描写磨损而变得越来越迟钝，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以至于这种描写已经失去了应有的艺术感染力。或许可以说，民俗风情、地域色彩，已经不再是乡土小说/西部文学的独门暗器、制胜法宝了，这大概是那些追求地域特色的作家们始料未及的吧。

而《沙尘暴》的不同凡响在于：地域风情始终紧扣主题表达，凝聚在西部精神的理想言说中，形成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沙尘暴》中，沙漠的雄浑壮丽照应着西部人的粗犷豪放、阳刚之气，沙漠的恬静温和象征着西部人的宽阔胸怀、侠骨柔肠，而沙漠的诡谲阴险、暴戾无常，适足以展现西部人不可战胜的生命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小说开头和结尾对两场沙尘暴泼墨山水式的描写，奠定了全书张扬西部精神的宏伟基调。此外，《沙尘暴》也包含许多西部独特民俗风情、生活方式的描写，如花儿、裕固族婚礼、打平伙、挖龙眼、三十晚上装仓等等。但这些描写都融化在故事情节中，且注意挖掘深层文化底蕴，是叙述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天旺等待叶叶来赴约，唱起一首表达相思之情的花儿。唱得凄入肝脾，哀感顽艳。叶叶听了，勾起女儿家细致敏感的情思，又想到父辈们结下的仇怨使自己不能光明正大谈恋爱，不觉悲从中来，怆然泪下。在这段描写中，花儿是叶叶与天旺热烈爱情的文本阐释，它融化在热恋情人奔涌的情感中，变成了西部爱情抒情诗中最优美的一句诗眼。高亢奔放、挺拔明快、激越动听的花儿，就这样融入生活，成为西部人精神世界最感人的一个音符。

《沙尘暴》的地域文化描写是成功的，它突破乡土小说/西部文学惰性写作的成规，穿透已被固化的民俗风情、地域特色的表层色调，开掘西部文化丰富多彩的精神价值，展现了乡土小说/西部文学不断自主创新的强旺的生命力。

结语：

最后，还应当指出，尽管《沙尘暴》的主题表达强健有力，但并不浮浅。小说对中国农村的历史与现实展开多层面、多角度的思考，并通过人物的心灵世界探索人生价值、生命意义，开拓了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多重意蕴空间。小说信息量大，所关注的问题也很广泛。诸如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政策导向的失误等等，都在曲折动人的故事叙述中悄然绽放，引导读者去深入思考。

一部作品总是在前人创作经验基础上写出来的，如果说生活是源，则文学传统是流，这是毛泽东《讲话》中的真知灼见。《沙尘暴》对写作成规的突破，正源于对传统模式的悉心揣摩和批判继承。从写作成规中突围之后，他所选择的道路带领他走向路遥，“这个对我们理解‘真正的文学’和‘优秀的作家’，提供了‘支援意识’和经验资源的人。”而“路遥是一个把自己献给文学事业的苦行僧般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具有诗性情调和英雄气质的现实主义者，是一个充满责任意识的‘为人生’的人道主义者。”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沙尘暴》焕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充满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和美感力量，以及探索人生价值的追求意识。可以说，路遥为唐达天提供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文学精神的平台，才使《沙尘暴》突破了乡土小说、西部小说的成规，达到了这样的文学高度。

当然，《沙尘暴》绝非白璧无瑕。下部侧重叙述新一代的开拓创新，未免有些得鱼忘筌，重事不重人，对石头这位新支书形象的塑造有些乏力。另外，某些心理活动的描写略显繁缛，一些抒情议论有失空泛，对社会阴暗面、政治弊端的揭露与批判也缺乏力度与深度。但是，瑕不掩瑜，《沙尘暴》以集大成者的勇气和魄力，实现了对当代写作成规的成功突围，是一部充满现实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光辉的长篇力作。